研讨会第一场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黄勇教授主持。李青果编审首先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探讨沈从文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一是在沈从文的学者之路上，如何与文学发生关系；换言之，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沈从文向学者转型的线索；二是在50年代转型之后，沈从文如何利用物质材料进行古代文学研究；三是70年代，沈从文采用古诗创作的形式进行学术研究，其诗人、文人的特性如何呈现。李青果副主编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回顾沈从文的成长经历，绘画、瓷器等传统艺术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埋下了其向文物研究转型的种子。与谈人《澳门理工学报》桑海老师认为，李青果编审的研究将现代时期的沈从文和当代时期的沈从文贯通起来，突破了一般文学史叙述形成的印象。沈从文的转型并非仅屈从于外力，其自身本就拥有艺术家和学者的面向。李青果编审的研究为如何看待新文学和小说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云南大学文学院杨绍军教授的论文题为“时空之流的个人记忆——冯友兰、金岳霖、钱穆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回忆录”。这三部回忆录不仅是回忆录，也可视为文学作品。三部回忆录都忆及西南联大的故人、往事与学术，勾勒出时代的剪影。这三部回忆录建构了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想象，而它们同时又充满了文化意味，丰富了现代文化史。与谈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赵奉蓉副教授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是八年抗战的缩影，西南联大学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自信。西南联大并非唯一一所在抗战时期联合办学的大学，历史记忆为何选择了西南联大？赵奉蓉副教授认为，这体现出文学书写的作用，西南联大有故事，更有会写故事的人。对于文章的意见，赵奉蓉副教授提出，阐释性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入。

新文化运动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将《文选》代表的骈文与桐城派代表的古文作为旧文学的靶子进行批判与清算。“何以妖孽？”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郭宝军副教授对《文选》派进行了一番考古学考察。他从姚鼐的学术和文学道路谈起，姚鼐从辞章到考据，又从考据回归辞章，营构了一个与汉学相抗衡的桐城文派文统。桐城古文的兴盛及以古文为文章正宗的观念促使阮元诸人从小学、《文选序》等方面正本清源，欲将古文驱逐出文之系统，以此确立骈文的正统地位。桐城古文与骈文之争持续至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以桐城派最终退出北大讲坛结束。新文化运动则将二者视为“妖孽”、“谬种”，作为旧文化典型一并驱逐。汉学与宋学、古文与骈文、新文化与旧文化，其冲突源于其“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与谈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张艾弓副教授认为，郭宝军副教授的研究深入考察清末学术圈，用骈与散、考据与辞章的对应关系予以分析，并为我们提出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关桐城派和《文选》派，是否可以从写实与浪漫、形式与内涵的角度进行考察？姚鼐的政治地位与其文章、学术有何关联？桐城派和《文选》派被新派击败，但都有余脉，其余脉如何传承？等等。

桑海老师以潘大道和曹聚仁为中介，探讨章太炎和胡适对新诗的不同观点。章太炎与五四新文化阵营关系微妙，与之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异和矛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章太炎似乎偏于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老夫子式的人物，他有革命性，重视西学。他认为，坚守传统文化是爱国保种的重要途径，这是他认真思考后的策略。就诗与散文的区别这个问题，潘大道分别请教过胡适和章太炎。胡适认为，诗与散文的区别不在于有韵无韵，而在于散文抽象，诗更具体，越趋向具体，越有诗味。而章太炎认为，诗必须有韵，无韵便不能称之为诗。章胡关于诗韵问题的讨论，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深入讨论。与谈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姜飞副教授指出，桑海老师的论文立意新颖、以潘大道为中介，凌空蹈虚、颇见功力，但一些创见还有待展开。

研讨会第二场由杨绍军教授主持。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刘得兴介绍了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和现实处境，以及原住民文学的历程。长期以来，台湾原住民被视为“他者”，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社会、文化的忽视与缺乏理解造成了原住民的自卑、不愿意表达自身立场。随着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原住民文学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原住民青年进入大学，原住民知识精英希望找到自我，致力于复苏原住民传统文化。而原住民文学的双语写作则致力于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文化交流事业。与谈人厦门大学中文系郑国庆副教授就当下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的状况和价值转变问题与刘德兴教授进行了对话与讨论。

黄勇教授的论文题目为“高丽社会的道教信仰”。他认为，道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其影响范围主要在汉字文化圈，朝鲜半岛受道教影响最深，但由于与儒家思想相比，道教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所以往往被忽略。黄勇教授将高丽社会的道教影响分为显性和隐性。显性道教包括高丽王朝举办的大量斋醮活动，及负责斋醮活动的官方机构；隐性道教则体现在宫廷乐舞，王宫贵族、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和民俗生活中。与谈人金柄珉教授认为，黄勇教授的论文思路清晰，观点明确，具有逻辑力量和说服力。金教授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具有官署性质的道教机构，其名称、职能、性质如何？道教是否有护国宗教的性质？道教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效用是什么？黄勇教授回答，高丽的道教机构往往是由于特殊原因设立的，如对抗入侵需举行法事，所以成立道教机构。道教的影响力在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佛教相比拟，礼制之外的道教几乎不可感，但又确实存在于生活中。而在现代，道教的影响就更加不可见了。

厦门大学中文系郑国庆副教授研究了流行词语“凤凰男”的由来及其反映出的社会生态。郑国庆副教授通过对以《新结婚时代》、《双面胶》为代表的影视剧进行考察，揭示出“凤凰男”这一名称所反映出的大众文化现象，分别从影视与文学中类似人物形象的对比性分析、“凤凰男”所折射出的当代社会不同阶层文化之间的矛盾、性别研究等三个层次对此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谈人立博官方网站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许乐副教授则从电视剧创作的角度指出，“凤凰男”作为电视剧中的常见人设，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是需要加以批判与正确引导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朱瑞青老师用从隐喻、象征和讽喻构建的认知诗学角度对小说《白鲸》进行阐释。这篇小说有很强的象征性，小说在描写船上的人时有一条社会存在之链，船长常被称为王，大副被称为侍卫，仆人被称为奴隶。这可能让人认为这是一部层级性很强的小说，用以描述社会的不平等关系。但同时又有一种声音不断进行消解，如异族投枪手被称为沙皇、华盛顿，另一个投枪手被称为王子或波斯王子，最底层的奴仆也会被称为王。与之类似的还有小说中的空间隐喻。对于这篇小说的内涵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朱瑞青老师认为，小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建立平等世界的愿望。与谈人杨慧教授认为，朱瑞青老师上了一堂精彩的形式主义文艺批评课，但若将隐喻研究可深入为隐喻史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启发。不仅如此，《白鲸》这部作品被多次改写和再创造，已经形成了一个谱系，如果对此进行考察，将对理解这篇小说更有帮助。

研讨会第三场由郑国庆副教授主持。张艾弓副教授聚焦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左派”与“右派”的交锋。他将1949年后的香港放在冷战和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在香港这个特殊的殖民地空间，民族主义在香港文化领域的转译是“爱国”，香港左翼电影人自称“爱国影人”，亲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右派香港电影人则选择“自由”一词。一个民族主义范畴的称谓与一个“冷战”时期的流行招牌并置杂陈一起，其现实中的对峙、排斥无法掩盖其下难以配对的错位感。1967年“文革”爆发后，台湾迅速选择复兴中华文化的立场，回归民族主义；香港电影界左派则迅速激进化。这样双向的转变，仿佛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呼应。与谈人立博官方网站（威海）立博于京一副教授指出，张艾弓副教授的论文思路清晰，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他提出如下建议：1.在宏观的框架内进行思想史考察，将香港电影左右派的斗争呈现出来。2.论文标题突出右派电影，但在行文中是左右派并行的。3.一些细节与核心主题关系不够密切，可用注释形式标出。

许乐副教授以乔峰偷盗县衙里的银子为引，辨析了“侠”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不同意涵。许乐副教授将“侠”分为四个版本：先秦时代的“任侠”、《水浒传》所展现的民间底层社会的江湖文化、金庸武侠小说所代表的传统侠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融合、当下好莱坞电影中的超级英雄。。与谈人郭宝军副教授认为，有关江湖文化、武侠文化等概念尚需更为清晰地界定，而《水浒传》背后是否有儒家思想？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辽宁大学文学院侯敏副教授分析了冯雪峰的文学理论悖论和其背后的俄苏话语资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雪峰用刚接触到的同路人理论介入论争，将鲁迅塑造成同路人的形象。而在接下来的“左联”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学论争中，冯雪峰以激进的姿态批判胡秋原，和文学论争时期判若两人。这时，他使用的不再是同路人理论，而是敌我对立的姿态。冯雪峰文学理论话语的逆转，不应忽视俄苏政治现实和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影响。冯雪峰的文学理论之所以充满悖论，是因为他受到不同文学理论的影响，并试图将它们纳入同一框架之中。与谈人朱瑞青老师认为，侯敏副教授敏锐把握了俄苏文学理论对左翼知识分子和左联的影响，发现了接受苏俄理论时矛盾现象。是时代研究的很好的案例。同时，他提出，冯雪峰在接受俄苏文学理论时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评述？不同的俄苏文学理论间，后来出现的理论是否有和更早的理论重叠、一致的地方？冯雪峰作为党员和作为个人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语境下应如何理解？

云南大学文学院黄增喜老师将黑塞的中篇小说《东方之旅》和伊利亚德的宗教理念联系起来。《东方之旅》让人产生很多疑问，如里欧为何失踪？为何主人公H.H认为东方之旅结束了？为什么他既是微贱的仆人，又是高贵的主人？盟会最后给H.H.的新考验中第一条是驯服一只狗，这有何深意？……这些问题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在伊利亚德看来，对神圣的渴望保留在文学艺术中，很多作品都有神话、宗教背景。荷兰宗教学者斯图克拉德（Kocku von Stuckrad）指出，黑塞与伊利亚德的小说都是以乌托邦的方式，对尼采以来的“现代性恐怖”（terror of modernity）作出回应。黑塞注重审美，认为审美可以把现代人带出精神困境。在世俗化时代，人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如何保留、恢复神圣的向度，这在黑塞和伊利亚德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思考。与谈人黄勇教授认为，黄增喜老师的研究视角让人印象深刻，从这个视角出发，很多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以一种理论为工具是学术研究中的常见套路，而黄增喜老师的研究则是两种理论的对话，是文学表达和宗教理论表达的对话。

赵奉蓉副教授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王源《左转评》的一个“奇”字上。论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左转评》中“奇”的内涵；2.《左转评》中的“奇”对传统文论中“奇”的范畴有何推进；3.王源《左转评》与其他左转评的异同。王源从生到死皆是奇特的经历，平生所交无一不是奇异之人。他思索明朝灭亡，将国家社稷存亡问题与“奇”联系在一起，因而“奇”不再仅仅是他的个人志趣，他将“奇”的内涵扩大化、普泛化。同时，八股文也成为王源批判的对象。奇讲究活和变，王源认为文章必须活起来。王源对文坛拨乱反正，“奇”中体现了王源的现实寄托。与谈人侯敏副教授指出，本文文献扎实，抓住关键词“奇”，题目新颖，论证让人信服。他提出，更想看到王源的时代意义，以及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