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同事们：
下午好！
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首先向各位老师同事问个安！祝各位老师和老师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时也借此机会向立博的退休老师和行政人员问好！向全院新老同学问好！
今天面对面是第一次，但在春节前的线上会议，我已经向老师们汇报了一些工作的设想，在此向老师们、同事们、同学们表个态，我作为立博的经理，一定要和魏斌书记、张红军常务副经理、周玉宏副书记，周新顺、尹海良、张超副经理团结合作，共同为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服务，带头搞好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普通工作人员、普通同事，绝不把自己看作官儿。如果哪一天大家看我们有了官架子、有了官气，请直接加以批评，批评不改，就直接向学校提出罢免，千万不要客气，也完全没有必要客气。要想别人说你好，首先你要做得好。当然，我们几个在师生面前要首先做个普通工作人员，各位老师和行政人员在我们的员工面前，也要采取“共同学习”的态度。老师称员工为“同学”，那是一种谦虚，表示自己和员工一样，一起学习，并不比同学们高。希望这种谦虚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虚套。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希望全院上下形成平等友爱，互帮互学，那样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愉快的气象，这会大大提高师生的生活质量，也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教学、科研水平。我想，所谓幸福生活，起码应当具有这样的境界。
考虑到上次讲话已经涉及到学院发展的各个方面，这里不再重复。我今天讲话还是三句不离本行，主要谈谈教材建设问题。
我们这里是大学，第一任务是教学，把青年员工培养成高水平、高素养的面向未来的优秀人才。既然第一任务是教学，那么教学就要有备课本，这个备课本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老一辈著名学者、陕西师大黄永年教授曾说，老师在课堂上要讲自己的心得，尤其要讲自己明白的，不讲自己不明白的。这个要求看上去不高，其实很难达到。我们上课之前要备课，备课本一年又一年要修订，到底其中哪些内容是自己的心得呢？有个知名教授讲校勘学，后来讲义出版了，结果有人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他的这本教材与民国间某位先生的著作内容相似，今天的话说涉嫌抄袭。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快四十年了，我记忆犹新。我的老师霍旭东先生曾说：“教好一门课，就是一碗饭。”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说，教不好课就端不住饭碗。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经历过的老师总不下几十人，甚至于上百人，扪心自问，有多少老师让你真心满意、久久不能忘怀呢？当个好老师，是一件难事。关键在于老师的水平，其次才是表达能力。有学问讲不好，这样的老先生我见过，殷孟伦先生、蒋维崧先生，学问大得很，讲课都不很好！高兰先生、赵俪生先生，讲课精彩之极。霍旭东先生说听高兰先生讲课，屁股会不知不觉离开座位，袁世硕先生还模仿过赵俪生先生讲课的语调。又有学问，又会讲，那该多好！有的人备课不用功，学问浅，却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听着很精彩，事后全忘了。我们要做踏踏实实的老师，多读书，多读专业书，对上课内容反复研究，各家说法有什么不同，如果相同，那么谁先谁后，把源流摸清楚，把开创者和因袭者区分开，把后来居上、更上一层楼的人提拔出来，为那些做出学术贡献的人树碑立传，你的课就不落俗套了。
我是1999年开始讲“文献学”这门课的，那年36岁。在那之前，我开设过“目录版本校勘学”，大概是1989年。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出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王先生就让我替他讲这门课，是古籍所硕士生的课，开始几次课王先生来听，后来就不来了。备课本是我自己写的，王先生当然也有备课本，没有给我看。1999年开文献学，是为山大文学院的研究生开的必修课，当时是4个学分，每周4学时。记得8月20日文学院经理谭好哲老师（大学时候谭老师给我们讲马恩文论）通知我，说文学院教授们商议为研究生开公共必修课文献学，9月1日上课。就是说只有10天时间。我说：“谭老师，我没有讲过文献学。”他说：“你不是文献学专业吗？”我一时无言以对，回去开始准备上课。首先拟定了章节目录，请王绍曾、蒋维崧先生看，又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请冀淑英、黄永年、安平秋、裘锡圭、杨忠几位先生看过，得到充分肯定，也得到宝贵的指导。接下来，每周一次课，四学时，从下午两点上到六点，我这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干，只写讲义，每周用山大古籍所400字绿格稿纸写一本（100页），18个周写了18本。课就讲完了。当时奋笔疾书，字迹潦草，速度很快。那么，材料从哪里来呢？
我1981年考上山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考上古籍所研究生班，招生简章上是“董治安等指导小组”，实际指导老师还有王绍曾、霍旭东、刘聿鑫、刘晓东、徐传武、王培元、宫庆山、林瑞娥、周民、张长华、张雪庵等先生（都是开过整门课的）。1987年毕业留古籍所任教，1988年通过答辩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实际由王绍曾先生指导。留校主要是为王绍曾先生主持的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当时所长是董治安先生（同时任中文系主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是霍旭东先生。霍先生对我们这些研究生特别关心，他说王先生的学问好，年纪大了，你要把王先生的学问接过来。所以我从留校就参加王先生的集体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干七八年，天天坐班，我把山大图书馆的宋元明清到近代的文献学的书几乎看遍了，王先生开了个书单子，让我一本一本读，写一篇提要交给他，他用红圆珠笔给我批改，至少写了一百篇。后来北大季羡林先生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推荐，《存目丛书》工委会主任、北大历史系刘俊文教授邀我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山大乔幼梅副董事长、古籍所董治安所长批准，我在北大工作了四年，担任总编室主任、工委会委员、编委会常务编委。在那个时候，我承担着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四库存目标注》。《标注》的成果北大要用，《标注》则要靠北大的项目获取更多的资料。所以北大的项目结束了，我的《标注》也差不多完成百分之七十了。在那四年里，我仔细看过的善本古籍有5000种以上。
在参加北大项目的同时，王绍曾先生还受商务印书馆委托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部校勘记一百三十多册，手稿，十几个人干了八年，我是主要参加者之一。这些项目密集地推进，我脑子里储备了无数新鲜的材料和心得。在写《文献学》备课本时，几乎不用查什么书，把这些心得按章按节写出来，就差不多了。
文学院开课，开始在文史楼北楼一间教室，后来员工越来越多，调了两次教室，到了公教楼。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后来历史系、哲学系也让我去讲文献学。在2001年，山大研究生院号召申报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我这18本讲义手稿报上去获得批准，给了4万元经费，研究生院经理王琪珑同志告诉我，你可以找大出版社，钱不够再说。我找了商务印书馆，后来又被中华书局李肇翔先生约去，很快出版了。这部教材出版后，受到欢迎，每年印8000册，逐步成为通行教材。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来信说：“大著广征博引，条分缕析，诠释尤细，诚为总结了二十世纪文献学的新成果。近年亦曾见过文献学论著数种，尊著实为后来居上，独具新意者。”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亦来信予以表扬：“近年文献学教材出了多种，内容大多因袭，较难自成体系，大著是我感最好的一种。......兄举例多为目验手勘之书，所论多精彩独到之见，非浅学者可至。”后来这部书入选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去年获首届国家教材建设一等奖。这门“文献学”课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团队获评名师团队，山大一共有4门课入选，非常不容易。我们的团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朱新林老师，他在立博也开设文献学，我们在教学上相互交流，有大体一致的主张。他申报获批立博官方网站课程思政课的项目，为我们申报教育部的课程思政示范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门课从1999年开始建设，到2021年获奖，共22年时间。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把精力投放在教学和教材建设上来，一个老师讲课好，基本上不挣什么分，但是同学们的眼光是雪亮的，我们用血汗浇灌他们，他们用金子一般的感情回报我们，大家知道，在信息化的今天，一个优秀老师，他的美名会不胫而起，你的贡献是不会白做的，你的光芒是不会被掩盖的，如果你为挣分而奋斗，那么这种美妙的感受也许就和你擦肩而过了。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但那些相对长久的东西仍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希望各位老师能够高度重视教学，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从刚才的话题还有一点可能的启发，那就是一个好老师必须是一个好学者，起码是一个踏踏实实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希望大家要持续不断地坚持从事科研项目，以项目带成果，以成果带教学，以成果带教材，教材的地位实际上居于科学研究的顶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的话，这就是我的经验。你可以说，我的项目老是批不准，没法干，那么，顾炎武的《日知录》是谁立的项目，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又是谁立的项目？对于真正的奋斗者来说，立不立项目都要干，都要坚决干，坚持干，持之以恒地干，只有这样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经过长时间沉默之后，绽放出艳丽的光彩夺目的花朵。今天的讲话希望能对大家有参考意义，也希望与各位共勉。谢谢！
（2022年3月4日中午
在威海海悦建国饭店2621房间走笔匆草）
